诉讼化的逮捕审查致力于构建两造具备、检察官居中的审理模式，通过当场的举证、质证及辩论，可以使审查者充分掌握被追诉人的社会危险性情况。
交办一般会以交办函的形式作出。[36][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1页。
除了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外，省级职能部门、市级职能部门也在下放行政执法权。例如，《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2021年广东省政府决定将该项行政处罚权下放给广州、深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由于只是以委托方式下放，广东省政府有权自行决定，但如果采用的是授权方式则必须有特别法依据。（二）行政执法权下放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行政执法权下放的法律性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律性质不同，下放的程序和法律规制手段就不同。设立派驻机构以及服务窗口前移等执法力量下沉方式很多时候也被归入行政执法权下放现象，但这类行为并没有引发管辖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权下放。无论是下放范围还是下放方式，市县区的执法权下放都要比省级人民政府的执法权下放更为普遍化和多样化。
然而，从当前各地政府的执法权下放的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权下放制度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11]此种观点显然对下放持广义理解。[23]恰恰相反，1982年4—8月间，包含城市土地国有化条款的宪法草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比较这一规定和1958年办法，不难看出，基本建设取代国家建设成为国家征地目的。1958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在十年动乱中不复适用，留下国家建设征地领域的法律真空。1980年和1981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许多代表都要求尽快制定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来解决农民集体漫天要价、阻挠国家征地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是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这些政治倾向更为激进的宪法规定土地国有，反轮到八二宪法来解决国家建设用地的难处？答案很可能是：现实需要。一方面，为什么国家征地与集体土地交易相抵触？两者不应彼此独立吗？国家强制征地之始，不正是土地自愿交易之止？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自愿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知其来龙，目的不在于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在于探索去脉、推进改革。由于宪法价值的平衡必然是动态、渐进的，这场转型目前还未到终点。首先，1921年党章把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确立为党的长远任务。更直接的印证是，1982年3月27日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发布《关于城市(镇)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地审查、确认城市房屋土地所有权，其中就包括私有房地产。
公共利益无须在征地个案中对具体目的做实体判断，而是在抽象和形式意义上通过政府审批来满足。以这种方式理解现行宪法，一方面能够提高宪法本身的包容性，不轻言修宪，最大程度保证宪法文本的安定性。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大规模建设对农村土地的需求骤然增加，国家建设与农地集体所有之间的矛盾，此时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9]在此背景下，一个未经反省的现象开始变得引人思量：既然土地国有一直是目标，为什么直到建国三十多年后的八二宪法才有所体现？其次，无论是马恩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苏联实践，抑或中国共产党自身目标，在土地国有化方面，均不区分城市和农村，要求全盘国有。
第一，自由买卖集体用地，导致宪法规定的国家依法征用土地的原则得不到贯彻。首先，这并不会解决农民抗拒征地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征用国有土地也需要给补偿，也会遇到抵抗。
在设计满足这一需求结构的具体进路时，修宪者在两个选项间展开成本收益分析，最终选择当时看来更划算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因此，国营企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的土地，不论是拨给公产或出资购买，均应作为该企业的资产。
于是，根据经济生产计划，经由对非农建设的征地权、对农村建设用地的审批权及对城市土地的划拨权，国家实现了对城乡基本建设和土地利用的全面管控。国家建设的真正含义是一切农村集体不能自行从事的非农建设。[7]那么，这一宪法土地条款究竟源自何处？20世纪80年代初的修宪者们为什么如此描画中国的土地制度？本文回到1982年修宪时刻，着重考察八二宪法通过时的原文，梳理和体察宪法土地条款形成的思想、政策与制度源流，对其做历史和整体的解释。第二，集体用地市场加剧了耕地的浪费。自建国初期关闭城乡土地市场以后，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密集、公开地重申禁止土地流转。在这里，渐进取代了狂飙，实践理性压倒了革命激情。
这一点虽从未写进任何法律或政策文件，但在当年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实是再自然、再好懂不过的道理：农民集体的分工是农业发展，非农建设则是国家政府责无旁贷的职权。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相比，我国并未实行土地全盘国有化，而是保留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1947年8月，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进行的土地改革，只是把地主的私有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并没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国家垄断一切非农建设，并通过征收取得土地。
本文仅在必要时阐释这两次修改。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作为征地目的的国家建设：它既不必然指向国家机关、企业进行的建设，也不总是为了公共利益，其本质是由国家领导和控制的建设。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势，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建房的政治空间被打开，经济能力也提升。[4]公允地说，对八二宪法土地条款的现有解释作业，体现了历经三十年筚路蓝缕后，中国宪法学界回归宪法文本的自我觉醒，[5]以及在违宪审查机制不彰的背景下勾连宪法与实际问题的智识抱负。八二宪法为何独独规定城市土地国有？第三，如果说第2款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过是在宪法上承认当时的集体化运动遗产，第1款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却并非只是在确认既成事实。[30]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后，农村土地租赁和买卖市场也彻底关闭。
后者指公社文教卫生福利事业方面的建设，如社员住宅、医院、学校、敬老院、托儿所、食堂和俱乐部等的建造。根据七八宪法和1982年条例，依宪依法征地的核心要求就是坚持农地非农化的国家征地原则。
1931年，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就指出：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土地国有……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在他们未认识到只有土地社会主义化，才是他们的经济出路以前，他们是无时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的前途……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想着在资本主义下找得他们的黄金前途。尤其是在历次修宪后，除农地保护外，尊重和保护非国有财产也成为宪法性价值，征地条款的内在精神由此发生重大改变，要求实现农地保护和财产保护两大宪法目标之间的平衡。
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征用土地问题的通知》(1970年4月20日)。从这个意义上，在中国开展原旨主义解释的客观条件确实不如美国。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仿效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建设依计划开展。因此，需要重新思考该条款，清理其遗产。[37]《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2年)第1条。因为今天农民希望分到土地，作为私有……还没有觉悟到土地国有，才能真正保障他们对土地使用权……土地私有的意义，包含得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本文是该方向上的一次初步尝试，希望对我国宪法展开原旨主义解释抛砖引玉。随后，在1961、1962、1970和1973年，党政军高层亦反复强调节约用地的要求。
但这一制度显然不适用于1982年修宪时土地私有者对自己原来的土地享有的使用权。[7]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Tom Ginsburg教授领衔的比较宪法项目的数据库搜索土地(land)，可发现世界上共有159部宪法包含土地条款，但没有包含类似规定。
为什么集体土地市场在当时会被认为有损效率、造成土地浪费？要解开这些谜题，就必须首先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征地制度。[45]参见张敬东：《中国城市土地并非无偿使用：兼论土地利用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城市问题》1992年第5期，第1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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